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博物馆与学校牵手，共同为学生打造立体化的教育网络。与此同时，如何充分认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如何构建常态化的馆校合作机制，都考验着博物馆、学校以及教育行政部门三方的智慧。

　　如果把学校的美术课堂搬进故宫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在刚刚过去的第41个国际博物馆日，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40名学生走进紫禁城，开展“故宫元素彩绘伞”活动。在美术教师的引导与启发下，学生们自主收集、整理、提炼故宫元素，在空白伞面上画出心目中的故宫。

　　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已达到4800余家。作为社会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博物馆与学校牵手，共同为学生打造立体化的教育网络。与此同时，如何充分认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如何构建常态化的馆校合作机制，都考验着博物馆、学校以及教育行政部门三方的智慧。

　　校馆合作丰富多彩

　　拿起画笔绘制彩陶罐、用仿制的兽皮鼓和青铜鼓演奏打击音乐……每周二至周五，史家小学都会组织学生走进国家博物馆，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北京市教委社会大课堂管理办公室主任高付元看来，博物馆有其特有的馆藏和情景优势，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生动活泼的教育，这是学校教育无法比拟的。

　　不仅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多个省份均开展了不同形式的馆校合作项目，吸引学生“走进来”。

　　去年底，上海科技馆及其分馆自然博物馆与全市127所中小学签订了馆校合作共建协议，目前，已经完成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60个“馆本课程”的开发。在山东省博物馆，每年的环球自然日活动都能吸引来自100多所学校的500多支队伍参加，学生以展览或表演的形式，在博物馆进行展示。

　　在“引进来”的同时，博物馆主动走进校园，策划制作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专题展览。

　　北京天文馆的天文科普宣传车如今已经开进了近百所学校，科普工作者用趣味的讲解和形式多样的互动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到了天文知识的魅力；湖南“移动博物馆”教育项目于2015年正式启动，在展开后净展示面积约35平方米的车厢内，学生们变身考古学家，逐一完成“考古现场发掘”“文物修复保护”等各类体验活动。

　　不仅仅是补充教育

　　2015年3月20日，我国博物馆行业第一个全国性法规文件《博物馆条例》正式施行，对博物馆的三大目的做了序次调整，教育目的被提至首位。《条例》明确规定，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鼓励学校结合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组织学生到博物馆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博物馆应当对学校开展各类相关教育教学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

　　“教育功能不仅是博物馆对社会的责任，而且是首要任务，这是国际博物馆界的共识。”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郑奕认为，《博物馆条例》在顶层设计层面为馆校合作定了基调，有助于推动馆校合作常态化、制度化。

　　那么，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是什么？如何给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定位？

　　山东大学辅仁学校校长郑廷伟认为，学校管理者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馆校合作能走多远。“事实上，一些学校管理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博物馆教育的重要性，把馆校合作当成上级交代的任务，被动应付，甚至认为博物馆教育可有可无。”

　　“博物馆自身的理念也需要更新。”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主任王永生认为，如果博物馆展陈方式比较传统，在教育方式上又缺乏互动，就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

　　国家博物馆社会教育宣传部主任黄琛对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有着更深入的思考：“我不赞同博物馆教育就是学校教育的补充、是学校教育的第二课堂，我认为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体系，我们的很多教学方式方法，比如实物教学、情景教学、体验互动都是学校课堂中很难做到的。”黄琛表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要串成链，形成合力，才能让青少年真正感受到学习的力量。

　　郑奕告诉记者，在国外一些专家看来，未来的教育时代将会以自我引导、体验式和分布式学习为特征，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信息分析综合能力、团队合作等技能，而博物馆教育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将成为未来教育的主流模式，而不再只是补充角色。

　　构建合作长效机制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各地馆校合作存在较大差异，一些地方合作形式单一，仅把博物馆作为学校春秋游的活动地点，局限于走马观花式的参观，缺乏系统性的活动设计。对此，山东省博物馆党委书记王斌认为，关键要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如何与学校建立长效合作？国家博物馆在课程开发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据黄琛介绍，国博开发了“社会大课堂”系列课程，专门面向以班级为单位的学校群体，其中包括与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共同开发的“绘本形式博物馆课程”，与史家小学共同开发的“博悟”系列课程。

　　“合作时不能做‘一锤子买卖’，必须重视合作的可持续性。”在对比了国外一些博物馆的成熟经验后，郑奕认为，馆校合作不能只局限于师生在博物馆内的参观学习阶段。参观前、参观中、参观后三个阶段的教育活动也应该统一规划与实施，形成完整的链条。郑奕介绍，美国史密森博物学院的“专家学者在学校”项目、国立美国历史博物馆的“让我们一起做历史”巡回项目都采用了驻校服务模式，博物馆会指派专业人员进驻课堂，指导学生确定学习方向、收集组织信息、设计制作展览、评估学习成效等。

　　“馆校合作项目不仅要关注学生的体验学习，也要重视对教师能力的培训与提升。”史家小学教学主任郭志滨坦言，博物馆的文物教育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要求很高，因而对学校老师的专业化培训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国内，一些博物馆也开始尝试师资培训。上海科技馆开办了“博老师研习会”，目前已有268人次教师参与。该项目旨在通过观摩场馆、专家讲座及课程设计研讨等形式，帮助教师熟悉馆内教育资源，了解博物馆探究型学习的理念和做法。

　　此外，在采访中，有不少教师表示，承担馆校合作的相关工作不能算作绩效考核时的工作量，在职称评定时也没有多大帮助，因而馆校合作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受到影响。对此，郭志滨认为，未来的职称评定可以把承担社会实践课程作为参考指标之一，真正从制度上激发老师的参与热情。

　　“在促进馆校合作过程中，政府也应有更大作为，在政策上应加大扶持力度。”郑廷伟表示。

　　据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康友统计，各省级行政区出台的馆校结合政策达100多项，但各地并不均衡，部分省份还没有出台馆校结合相关政策。王康友建议，国家在馆校结合政策的落实层面出台一些细则，确保政策落到实处，比如为提升学校的积极性，国家课程标准中应增加场馆学习内容，中高考题目中出现与科技馆展品或者活动相关的试题等。

　　作者：焦以璇